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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12, 2017

 <城市藝裳-樂坐其中計劃> - 麼地道公園戶外家具被媒體廣泛報導, 最近訪問了我們負責協助 KACAMA Design Lab 設計師生產的同事雄哥完成這個項目開不開心, 雄哥說當然開心, 因為這個項目根本是一個藝術創作的經驗, 產品出世之後改善了麼地公園的氣氛, 市民享用公共空間有更大的可能性, 對此雄哥感到很滿足! 同時發現, 原來雄哥為此項目揮筆寫左幾句感想 : 

位於九龍尖東一角的這個小公園建成應有三十多年,雖然一邊有商場,另一邊有酒店,但很少人知道它叫“麼地道公園”。平平無奇的公園,忽然出現了幾組高濃度色彩的傢具擺設,綠色的地膠軟墊,橙色的圓形檯凳竟然使四角單調的園林之景頓變得和顏悅色,令這汩沒無聞的殘園之地蓬蓽生輝。走上公園傍邊的天橋上觀看,那幾塊深淺的嬌藍竟然與維港的天與海相映調和。那橙紅色的激情與緑色的溫靜形成對比,矜持的粉色與輕狂的黃色相鄰相​​補;雨後驕陽斜照,高光與暗影在樹蔭下,在傢具的細孔間須臾轉移,整個場面感覺猶如印象派大師莫奈遺留了幾筆色彩塗在畫布上。安裝完成後我跟設計師聊過,他說策劃人希望藉此設計佈局可活化空間,打破公園的一些規條限制,吸引各方團體自由使用。色彩與環境的配搭得宜,可令人精神一振,嘆為觀止。設計,是無中生有而又促使觀眾產生共鳴的創作。巧妙的設計可以活化環境,改變生活,甚至影響世界。

More to see:

http://www.seatstogether.hk/en/location/7/

Photos Credit to :

https://www.facebook.com/modyroadgarden/

July 4, 2017

記得以前的郵筒嗎? 記得以前的電話亭嗎? 通通都拆得就拆, 或者乾脆換過晒D 新設計,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卻把歷史悠久的變電箱變成公眾可以參與的藝術平台, 經過色彩改造的變電箱令公共空間更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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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電箱新生

我們生活在都市景觀中,街上最多人爭議的便是變電箱了,網路上的民眾表示色彩奇異還有莫名的山水畫,它的存在已經直接影響到生活的審美觀了,同時我們生活也因為它有了便利性。

隨著台北人口密集度增加,變電箱更不能減少,我們是否可以向國外一樣正視問題並且立即處理,遷就著規範而裹足不前,USA Disneyland Esplanade為了解決人的動線問題而將路燈與鋪面各用上相同色彩,除了動線引導易讀外,色彩也顧慮到了民眾安全,相同的威尼斯港灣旁的圍欄與建物顏色對比,突兀感帶出的警示減少不小心落水的危機。文字傳達性清楚,但色彩更是直接與人對話的工具。

Original :

http://www.cityyeast.com/passion3_show.php?passion3type_id2=34&passion3_id=1385

May 16, 2017

九巴工會:休息室空間少 食完飯要自己諗辦法

九巴職員權益工會理事長李國華表示,不少人在站頭等車時,都可能沒有特別關注車長的情況,但其實不少車長,尤其負責「天地特別更」的同事,每日都要為如何度過「休息時間」而苦惱,「除了食飯時間,仲有每日兩、三個鐘休息,可以去邊度?」

李國華指,巴士站頭的休息設施一直不足,「休息室淨係坐到三、四個人,只夠車長食飯。食完飯就要自己諗辦法」。他指車長一般會在車站附近的公園花槽附近或長椅休息,環境不算理想,「所以才會見到要瞓欄杆的情況」。他續指,車長休息時的「蹤跡」亦受天氣影響,夏天太熱要到商場「行行企企」,寒冬之下就只能回到車上閉目養神,「見山食山、見水食水」。他明白市民、政府非常關注巴士站用地用途,要增加車站休息空間有一定困難,「無辦法,都已經慣咗」。

至於城巴的情況亦相類同,早前《香港01》亦有報道城巴車長休息空間不足問題,不少車站並無設立廁所,休息室亦非常狹小擠逼,僅可容納數名司機。城巴職工會理事鄧善慶表示,於南區置富的巴士總站的情況「尤其嚴重」,該站並無設立休息室,車長回到站頭,亦只能在附近商場、快餐店打發時間,「根本無得休息,想抖下都難」。

Original : 

HK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91337

May 9, 2017

【明報專訊】在街上走得累了,想休息,卻總是找不到地方,要不就得光顧咖啡店,用錢買空間。

在每寸土地都用來換錢的香港,人均休憩空間(open space)只得兩平方米,大概等於一副棺材,部分地區如灣仔,人均公園面積更是零。就算商場有花園,公園有草地,休憩設施也不多。要坐得舒服,最少得有椅子吧?有桌子放東西更好,有張牀也不錯。不如自備家俬?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助理教授Francesco Rossini就做了場「快閃」社會實驗,在香港三處光禿禿的空地放一個大箱,內有多個小盒子,讓街坊自由組合出不同「家俬」排排坐。這個一立方米的箱子,帶來什麼改變?

檔案10

人物:中大教授及建築師Francesco Rossini

職業: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助理教授

挑戰目標:用一立方米的箱子為公共空間變身

公共不是私人的相反

這個箱子由他特別設計、以堅固的不鏽鋼製造,附有輪子。「一立方米的體積,是為了方便攜帶,一推就走,可進出升降機、放進貨van後座,而且不會佔太多地方,箱子的表面全是小孔,是為了讓人看到裏面是什麼。」箱子內有乾坤,就是27個邊長32厘米的正方形膠盒。膠盒堅固而且輕巧,成人、小孩坐上去都沒問題,連小孩都可將膠箱排列成各種形狀,男女老少都可隨心「排排坐」。Francesco將箱子帶到不同地方,看看臨時家俬如何營造公共空間,實驗名為「SOS:Seating fOr Socialising」,是他的研究項目,結果將會變成學術論文。研究緣起,是Francesco認為香港沒有公共空間。他來自意大利,在香港住了四年,他說:「香港沒有公共空間,最少不是西方那種。西方的公共空間概念源自古希臘的廣場,人們可以聚集,休憩、討論政治,但在中國文化裏,沒有『公共』觀念。《說文解字》裏說,『公』就是『私』的相反。」翻查《說文解字》,書中引韓非曰︰「背厶為公」,「厶」即公私之「私」,韓非將「公」理解為與「私」相背,Francesco認為,在中國文化裏,「公共」並非獨立存在的特有概念,只是「私人」的相反,這也是香港人能忍受沒有公共空間的原因。還有歷史原因,「殖民地時代,廣場只是白人用來彰顯權力的地方,像十九世紀英國王室來港,政府便封了皇后像廣場舉辦活動,只准歐洲人進入。華人的公共空間,只有街道」。當然,關鍵還是經濟因素:「這個城巿寸金尺土,規劃都不是為公共空間而設,因為公共空間不能賺錢。」

城巿設計 忽略市民感受

Fran...

February 28, 2017

香港貧富懸殊醜出國際,但原來連公共休憩空間亦存在貧富差距。有研究顯示,香港市區的人均休憩用地只有約2.7平方米,不及亞洲主要城市的一半。空間少加上分布不均,導致約390萬人的公共空間少於2.5平方米,佔市區人口逾半,當中以舊區最為不堪,旺角為全港最差,人均只享0.6平方米的公共空間;但山頂、九龍塘等豪宅區居民,則平均享有超過8平方米的公共空間。

有關的公共休憩空間是指城市居民每日可使用的公園、運動場等空間,根據政府標準是人均2平方米。思匯政策研究所利用一年時間,調查57個市區分區計劃大綱圖,發現雖然全港人均公共休憩空間達2.7平方米,高於官方標準,但分布不均以至當中20個規劃區未達標,居民數目達184萬。而公共屋邨則因為房屋委員會規劃,情況相對理想,接近官方標準。


負青研究的黎文燕指,這些未達標地區多屬基層聚居的舊區,包括旺角、灣仔、油麻地及長沙灣等。但豪宅區如山頂、九龍塘及愉景灣,人均公共空間則超過8平方米。黎直指舊區多基層及老人,他們缺乏金錢同時間去旅行或使用其他收費設施,公共空間對他們而言尤其重要,但卻分配得最少。她承認不少舊區屬戰前規劃,擠迫的設計有着本身限制,建議進行舊區復修時將車流較少的道路改為公園等公共空間。

黎特別提到官方數字顯示,全港逾1932公頃公共休憩用地中,竟有近9%屬公眾不可使用的大型私人屋苑私人休憩空間,質疑數字有水分。另有2%為地契指明需向公眾開放、私人發展的公眾休憩空間,多位處商場等,如銅鑼灣時代廣場,但過去不少被揭遭餐廳酒吧霸用,部分則屬於平台設施,可達度成疑。

「香港2030」早前提議將人均休憩用地的官方標準提高至人均2.5平方米,黎認為該提議可笑,因現時全港人均公共休憩空間已達2.7平方米,已高於「香港2030」提出的標準,黎反建議應將政府官方標準提高至最少3平方米。

思匯指在各分區大綱圖中,全港仍有1116公頃被規劃為休憩用地的空間未付諸實行,相等於現有公共空間的52%,呼籲政府加快落實。另建議在西九文化區、中環及灣仔填海計劃及啟德三個海濱地段闢設區域公園。

規劃署表示,地區休憩用地及鄰舍休憩用地的分配,署方將再作詳細考慮,歡迎公眾提出意見,而要解決個別地區休憩用地不足的情況,將透過重建項目予以改善。

Original: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70224/bkn-20170...

February 12, 2017

當今全球規劃與建築領域,尚在世的大師為數不多。丹麥建築師揚•蓋爾(Jan Gehl)可能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50年前,以摩天高樓與寬敞街道為主導的現代規劃方興未艾,揚•蓋爾作為時代「異類」,開創了公共空間與公共生活研究的先河。如今,揚•蓋爾出版了6部著作,其中《建築之間》和《公共空間公共生活》也已經成為中國建築規劃院校的經典讀本。他參與的紐約時代廣場、悉尼市中心的街道與公共空間改造項目,也在國際上贏得廣泛讚譽。

而今耄耋之年的揚•蓋爾,仍活躍在世界各地,傳播研究、推動實踐項目。2016年8月24至26日,筆者赴哥本哈根參加了由蓋爾擔當主講的大師班。此篇以筆者個人視角介紹哥本哈根的公共空間,分享此次哥本哈根之行的收獲,未來也希望借此機會重新思考大師揚·蓋爾的研究,進行一些城市實驗,測評我們身邊的公共空間。

溯源公共空間研究

大師班期間,揚•蓋爾給大家放映了一部拍攝於2000年的紀錄片——《人的城市》(Cities for People),這是一部面向北歐五國普通民眾的城市紀錄片。片中闡述了揚•蓋爾的研究發現,並對比了老城和新城的空間、討論了人與車的矛盾等。放映結束後,揚•蓋爾說,這是一部不會過時的片子,雖然過了15年,裡面闡述的道理現在看來仍然有效。

在哥本哈根,我們看到了充滿活力的城市空間對人們生活品質的提升,但世界上更多的地方都在重蹈片中城市問題的覆轍,尤其是中國的城市。

2000年的紀錄片《人的城市》(Cities for People)。(取自人的城市)

1960年,揚•蓋爾畢業於哥本哈根的丹麥皇家藝術學院建築系。學生時代,他受到的教育是,如何用鳥瞰的視角設計城市,如何從高速公路的視角設計住宅。二戰後,西方城市百廢待興,隨著經濟復甦,城市也需要快速發展;以柯布西耶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規劃理念,正適應了這些需求。1960年代是西方現代主義設計盛行的時代,建築師們開始在圖紙上描繪大尺度的新城及新區。最典型的莫過於巴西利亞,雖被譽為城市規劃的經典案例,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的世界文化遺產中唯一的現代城市,但揚認為,它是反人性尺度城市的代表,並把類似的規劃稱為「巴西利亞症候群」(brazilia syndrome)。

在1960年代的社會運動期間,揚•蓋爾開始接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學科。而且,這位當時還在城市郊區設計新城的年輕建築師,還娶了一位心理學家——英格麗(In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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