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共賞]跟隨揚•蓋爾體驗哥本哈根:公共空間是健康的良藥

當今全球規劃與建築領域,尚在世的大師為數不多。丹麥建築師揚•蓋爾(Jan Gehl)可能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50年前,以摩天高樓與寬敞街道為主導的現代規劃方興未艾,揚•蓋爾作為時代「異類」,開創了公共空間與公共生活研究的先河。如今,揚•蓋爾出版了6部著作,其中《建築之間》和《公共空間公共生活》也已經成為中國建築規劃院校的經典讀本。他參與的紐約時代廣場、悉尼市中心的街道與公共空間改造項目,也在國際上贏得廣泛讚譽。

而今耄耋之年的揚•蓋爾,仍活躍在世界各地,傳播研究、推動實踐項目。2016年8月24至26日,筆者赴哥本哈根參加了由蓋爾擔當主講的大師班。此篇以筆者個人視角介紹哥本哈根的公共空間,分享此次哥本哈根之行的收獲,未來也希望借此機會重新思考大師揚·蓋爾的研究,進行一些城市實驗,測評我們身邊的公共空間。

溯源公共空間研究

大師班期間,揚•蓋爾給大家放映了一部拍攝於2000年的紀錄片——《人的城市》(Cities for People),這是一部面向北歐五國普通民眾的城市紀錄片。片中闡述了揚•蓋爾的研究發現,並對比了老城和新城的空間、討論了人與車的矛盾等。放映結束後,揚•蓋爾說,這是一部不會過時的片子,雖然過了15年,裡面闡述的道理現在看來仍然有效。

在哥本哈根,我們看到了充滿活力的城市空間對人們生活品質的提升,但世界上更多的地方都在重蹈片中城市問題的覆轍,尤其是中國的城市。

2000年的紀錄片《人的城市》(Cities for People)。(取自人的城市)

1960年,揚•蓋爾畢業於哥本哈根的丹麥皇家藝術學院建築系。學生時代,他受到的教育是,如何用鳥瞰的視角設計城市,如何從高速公路的視角設計住宅。二戰後,西方城市百廢待興,隨著經濟復甦,城市也需要快速發展;以柯布西耶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規劃理念,正適應了這些需求。1960年代是西方現代主義設計盛行的時代,建築師們開始在圖紙上描繪大尺度的新城及新區。最典型的莫過於巴西利亞,雖被譽為城市規劃的經典案例,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的世界文化遺產中唯一的現代城市,但揚認為,它是反人性尺度城市的代表,並把類似的規劃稱為「巴西利亞症候群」(brazilia syndrome)。

在1960年代的社會運動期間,揚•蓋爾開始接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學科。而且,這位當時還在城市郊區設計新城的年輕建築師,還娶了一位心理學家——英格麗(Ingrid Gehl)。妻子曾問到他,你們建築師為什麼對人沒有興趣?他與妻子經常討論,如何從人的視角感知建築和城市空間;於是,影響全世界建築規劃系學生的一系列研究也就此開始。

1970年,丹麥一家報紙關於蓋爾夫婦的報道。(圖片來自Gehl)

1965年,揚獲得了一筆研究資助,他和妻子在義大利待了半年,觀察人們如何在義大利老城的公共空間生活。看著這些古老卻鮮活的公共空間,他們也一直惦記著丹麥當時興起的毫無生機的郊區建設。1970年,基於蓋爾夫婦將建築學與心理學結合而進行研究的故事,丹麥一家報紙發表了一篇文章,來討論建築的起點為何應當是人的行為。這在大眾媒體上引起了廣泛的公眾討論:我們該如何建設城市?城市是為車而建,還是為人而建?如何讓城市考慮人的感受?

1968年,揚•蓋爾帶著學生完成了對哥本哈根公共空間的第一份研究。1971年,揚的夫人英格麗(Ingrid Gehl)出版了《生活環境》(living environment)。揚也出版了第一部研究成果《建築之間》(life between buildings),這本書最早只在丹麥、荷蘭和挪威發行。整整過了十六年,才被譯成英文。如今這本書已經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

1988年,挪威一家報紙發表了揚•蓋爾的文章《奧斯陸可以成為一座美好的城市》(Oslo can become a wonderful city)。這是揚首次對國外的城市進行公共空間與公共生活(public space public life)的研究。揚如今已到訪過全世界250多座城市,每到一個城市,他會用相機記錄當地人的公共空間公共生活,這些照片就印在他名片的背面。

揚•蓋爾在大學裡工作了40年,把自己的研究和方法傳遞給一代代年輕人。2000年,揚和學生赫勒•澤恩特 (Helle Søholt)一起成立了蓋爾事務所,赫勒希望用揚的研究去改變城市。如今,赫勒是蓋爾事務所的CEO,揚的其他幾個學生也成了公司的合夥人。過去的50年,揚的研究和蓋爾事務所的實踐,慢慢影響和改變了哥本哈根這座城市。在城市交通和公共空間的改變之外,2014年,在蓋爾事務所的推動下,丹麥文化部頒布了一項特殊的建築設計政策——“把人放在首位”(Putting People First),除了常見的可持續性和空間品質,這項政策還關註居民對建築的體驗,以及居民的民主參與。

揚與蓋爾事務所的CEO赫勒•澤恩特 (Helle Søholt)以及蓋爾事務所藝術總監大衛•西姆(David Sim)討論。(圖片來自Gehl)

身體對空間的感知

揚•蓋爾一直強調,做規劃和設計時,永遠要把「人的生活」放在第一,然後考慮為了滿足這樣的生活,需要什麼樣的空間,最後是把建築放在合適的空間裡——而在我們見到的現實中,這個順序往往是顛倒的。揚的這個方法,來自他對人的觀察。他說,我們的身體構造決定了我們如何感知和使用城市空間,你需要了解人類行動的感知系統,知道人如何體驗空間。這些都會最終反映在城市規劃中。

揚•蓋爾自認,從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的著作 《隱藏的維度》中學到了很多。比如,人與人之間距離的差別:在70-80公尺的距離,我們可以猜測一個人的性別和年齡;在50公尺的距離,我們可以大致認出一個人;在20公尺的距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更多細節,面部特征、發型和年齡,這個距離會讓我們對人留下印象;在7公尺的距離,我們可以打招呼,這個距離可以讓我們感受到對方的情緒;在1-3公尺的距離,我們可以進行正常的談話,這是社交距離;1公尺內的距離是私人談話的親密距離。

哥本哈根居民在水邊聊天遊泳。(圖片來自馮婧)

雖然人類已經可以上天入地,但人終究是行走速度為每小時5公里的步行動物。腳是我們的移動設備,身體及其他感官都是根據「腳的移動」設計的,也適應腳步移動的速度。感知空間時,我們通常往前看,而不是往上或往下,因此,最重要的是水平180度的視線。所以在街上看到的主要是比視線高一些的街景,即街道的沿街商店。

因此,在符合人性尺度的歐洲老城裡,建築的底層往往是最好的空間,其有獨特的空間設計和建築立面,建築的底層是街道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現代工業化建造的城市中,底層和上面的空間沒有什麼不同——沒有沿街店鋪,沒有櫥窗,沒有變化的建築立面的街道,好像並不歡迎人們停留。揚•蓋爾說,這些空間都在告訴人們,快點往前走,回到你的公寓看電視吧,不要使用城市空間。

揚•蓋爾認為,現代主義城市規劃摧毀了老城,建造出無趣的城市空間。(圖片來自Gehl)

揚說,如果公共空間(如街道和廣場)太大,就會超出人的感知範圍。我們在窄街道上走,會覺得體驗非常豐富,因為我們可以感知到街道上的一切。而在很寬的街道上,就會覺得有些無聊,因為我們很難感受到空間的印象。

另外,很多新城和新區的空間看上去很壯觀,但不符合我們身體的感知系統,因為這些空間是依據車行的速度設計的,即50-60公裡/小時。從5公裡/小時到50-60公裡/小時,意味著所需的城市空間也是巨大的。坐在車裡,我們看不清道路的名稱,需要巨大的交通標識牌,我們也看不清人,因為他們會迅速劃過我們的視網膜。這些都是速度的改變帶給我們身體的變化。

2016年3月,揚•蓋爾在莫斯科遇到柯布西耶的塑像。揚想告訴他,他犯了什麽錯誤。(圖片來自Gehl)

人的城市

揚•蓋爾50年間對「公共空間公共生活」的研究和實踐,在今天的哥本哈根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哥本哈根1962年開始了第一個步行街改造計劃。2009年,蓋爾建築事務所協助哥本哈根市政府,發布了城市發展策略,要成為「世界上最適宜人生活的城市」(best city in the world for people)。

揚說,人們的「生活品質」應該一直被放在城市發展的首要位置,城市所有的發展都是為了提高生活品質,比如交通、住房、商業等等。城市是為了「人」生活得更好而進行完善,「以人為本」不是停留在字面上,而是生動地出現在哥本哈根的公共空間公共生活裡。

當然,哥本哈根也有自己獨特的政治優勢。哥本哈根是一座工人城市,政治立場一直中間偏左。如果選民希望城市更加人性化,他們就會選出這樣的市長,而市長則要做更多事情來獲得支持。而且,哥本哈根本身就是一個小城市,政府部門、建築師、媒體、居民等不同機構個體溝通起來也方便。

蒂娜•薩比(Tina Saaby)從2010年起擔任哥本哈根市政府的城市建築師。她說,空間與政治向來都有密切的關系,城市的發展最終還是由政治家來決定。2007年,正是哥本哈根的兩個左翼市長,推動了以城市生活品質為核心的城市發展策略。受到揚•蓋爾影響的,不僅是建築師,還有很多像蒂娜這樣的政府工作人員。丹麥的文化部長在拍宣傳照片時,選擇手捧揚•蓋爾的書《人的城市》,她說,我讀的這本書會告訴大家,我們最關心什麼。

丹麥文化部長讀揚•蓋爾的書。(圖片來自Gehl)

揚每次來到一個新城市,把哥本哈根的故事告訴當地人,當地人都會說,這些案例真好,但是,你們這些理想主義的歐洲人,你知道,國情不同,這個不會在我們這裡發生的。揚說,每次他們都這麼說,但堅持改變的城市就會發現,並沒有想象的那麼難。

要改變一座城市,首先要改變人們的想法。這裡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如何讓人們開始交流。蓋爾事務所的藝術總監大衛,講了紐約的例子。他說,往往交通部門是最難溝通的一個,他常常看到卡夫卡《城堡》的現實版,每個人只看到自己眼前的事情,不知別人在做什麼,或者說沒有機會知道別人在做什麼。在紐約,他們把一條原本被汽車占據的街道改造成自行車道,並設計了一個小廣場,邀請所有人來參與開幕派對,曾經激烈反對的一位交通部門官員坐在舒服的椅子上邊喝香檳邊說,感覺這裡還不錯啊。

因此,除了設計工作,蓋爾事務所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和不同的人交流,並且讓不同的人之間開始交流。蓋爾事務所的辦公室,一進門就是公共空間,一半是吃飯的地方,一半是可以做講座和討論的地方,公共區域面積和員工的辦公區域差不多大。大師班第一天早上,在正式介紹之前,大衛拿出了幾大盒樂高玩具,讓大家拼出自己,然後做自我介紹。這既是丹麥式的歡迎儀式,又讓學員們之間有了初步交流。

玩樂高的學員。(圖片來自Gehl)

公共空間是讓人相遇和互動的空間

城市要建造不同類型的公共空間,然後慢慢激發出多樣的公共生活。公共空間就像樂高一樣,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機會,進行放松和活動,也看到別人在做什麼。對政府而言,把錢花在公共空間那些短期內看不到效果的小項目,而不是先進的大型基礎設施和光鮮的大樓上,做出這樣的決定需要認知的改變。

公共空間是和人們日常生活相關的小項目。從長期來看,不僅會帶來經濟效益,還會帶來更大的社會效益,比如居民的健康,以及健康成長的下一代。因此,公共空間也被認為是保持居民健康的藥。蘇格蘭政府是第一個用國民健康預算來投資建設公共空間的。

揚•蓋爾最喜歡分享的案例就是哥本哈根著名的景點新港(Nyhaven),這裡曾是擁有60個停車位的停車場。現在擠滿了遊客,旅遊旺季,每天來往人群絕對不低於6000人。不光是遊客,這裡也是本地人喜歡的地方。一張圖片很好地詮釋了遊客和本地人的關系,遊客在遮陽棚下行走,本地人則買瓶啤酒,坐在河邊。這就是讓不同的人在同一個地方相遇。

最簡單的公共空間就是人行道,哥本哈根的人行道基本采用同一種設計,最重要的是連續的、不間斷的步行鋪裝道。因為可以保證孩子步行去上學。這種人行道鋪裝有兩種不同材質,其中小塊的石磚因為凹凸不平,竟無意中變成了盲道。

哥本哈根典型的人行道。(圖片來自馮婧)

社區的公共綠地則是遛狗的好去處。當家長送孩子去上學的時候,主人也會帶著狗狗們聚會,隨著狗狗們開始玩耍,主人也開始聊天。不過聊天時還要留意著——正如入口標牌上簡單明了的示意圖:狗狗後面有一坨排泄物,上方是一只套在袋子裡的手,準備撿起來扔到垃圾桶。

社區公共綠地上遛狗的居民。(圖片來自馮婧)

哥本哈根近幾年做了不少新的公共空間項目,試圖讓空間更豐富多樣。比如,由著名藝術家奧拉維爾•埃利亞松 (Olafur Eliasson)設計的自行車橋,也變成人們停留的地方,岸邊的人會被橋的獨特造型吸引,橋上的人好像置身於一件藝術作品中,觀看水中各種豐富的活動:有遊客的遊船,有各種私人遊船快艇,對岸還在舉行遊泳比賽。從港口一直延伸到海邊的濱水空間,都是適合人活動的公共空間,年輕人遊泳曬太陽,老年人玩法式滾球。趕上了好天氣,全城的人似乎都出來活動了。

獨特設計的觀景橋。(圖片來自馮婧)

歐洲難民的問題也在討論中被提出。一位瑞士人說,看到難民在公共空間裡做不好的行為,該如何解決?大衛說,這是移民政策的問題,難民的居住條件不好,他們更喜歡外面寬敞的空間。另外,他們不能和家人團聚,設想一下,如果把一群丹麥的男性群體送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不讓他們和家人團聚,我猜他們也會有同樣的行為。揚•蓋爾說,人的身體構造是相同的,在相同的空間裡,行為都是相似的。防禦恐怖主義最好的武器,是環境好的社區,人們彼此熟悉,一旦有外人進來,會被馬上發現。

對於公共空間的設計師們,揚•蓋爾的建議是:城市需要小一點的空間(always make space smaller)。當你做設計時,如果你想著畫100公尺,到圖紙上的時候,最好畫70公尺。大衛說,城市項目是不會完結的,簡單的比喻,就像我姐姐家的籬笆,我姐姐總是抱怨,為什麼籬笆這麼快就長起來了,她總是要不停修剪。城市項目也是如此,需要不斷完善。而這種完善需要使用者提出建議,用自己的行動對城市空間做出回應。

廣場上玩耍的孩子。(圖片來自馮婧)

大師班結束後,我和一些學員去附近的湖邊,每人帶了一罐啤酒。湖邊坐滿了人,有的在湖邊餐廳吃飯,有的在跑步散步,還有自發演奏的樂手,更多的人就坐在湖邊聊天。一位瑞士的學員說,瑞士的湖水非常幹凈,甚至幹凈到魚都很難生存,她的公司前有一個湖,夏天午飯的時候,他們就跳到湖裡遊泳。一位米蘭的學員望著湖說,可惜米蘭沒有什麼湖。他們也對中國的霧霾感興趣。我只能說,雖然我們習慣了霧霾,但也都期盼著能有這樣的公共空間。

在安靜的水池邊聽音樂。(圖片來自馮婧)

那個傍晚,我體會到了揚常說的話,我們不能強迫人們做什麼,只能邀請他們。(We can’t enforce people to do anything, we can only invite)。公共空間就是一種邀請方式,當不同的人在同一個地方相遇,就產生了更多的與人交流的機會。

公共空間對人的塑造

一位越南領事館的女士來到哥本哈根,她問揚•蓋爾,街上到處都是孩子,是哥本哈根迎來了新的嬰兒潮麼?揚說,北歐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區,不過,你的感覺是對的,因為越來越多的家庭從郊區搬到了哥本哈根市區。

我在哥本哈根也有相同的感覺。早上8點去外面散步,一路上看到的都是送孩子上學的家長,小孩子們要麼跟在家長旁邊自己騎車;要麼坐在父母前面的拖車裡;要麼牽著父母的手在人行道上走,當然,還有很多推嬰兒車散步的父母。另外,城市的公共空間裡到處能見到孩子。的確會給人造成嬰兒潮的觀感。哥本哈根雖然沒有嬰兒潮,但絕對是孩子的天堂城市。

青旅的草坪變成孩子的遊樂場。(圖片來自馮婧)

近年來哥本哈根市區的兒童數量增長,除了滿足幼兒園和學校的需求增長,城市也在努力為孩子們尋找更多遊樂空間。除了小區裡的兒童遊樂設施,城市開放了更多公共空間給孩子們。比如,三年前我曾經住過的青旅前,有一片大草坪,每天下午都會變成孩子們放學後的遊樂場。設施操作起來也非常容易,只需一些充氣式遊戲設施,孩子們就能在這玩一個下午。我遇到一位踩著高蹺和朋友來玩的小女孩,她說,放學了就直接從學校到這裡來玩。

而老師們有時會帶孩子們去城市廣場上體育課。比如,2015年改造完成的Israel廣場,廣場被公園、交通樞紐站、餐廳市集包圍,已成為城市的新地標。這裡曾經是一個巨大的停車場,現在吸引著各種各樣的人來此活動。廣場的設計簡潔,卻功能豐富,堪稱教科書般的設計。看人們在廣場上的活動,就可以理解設計師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廣場上遊戲的孩子。(圖片來自馮婧)

我去了廣場兩次。一次是工作日的下午,廣場上人非常多,我看到很多孩子在廣場上活動,年紀大一些的孩子在被鐵管圍合起來的球場裡遊戲,周邊是有些起伏的軟材質地面,年紀小一些的孩子三五成群玩耍。靠近餐廳市集的地方,有個臨時跳蚤市場,吸引了不少遊客。樹池座椅邊坐滿了人,樹木會有蔭蔽,又給人提供了不同的空間選擇。

廣場上的跳蚤市場。(圖片來自馮婧)

另一次是周末的早上,我坐在廣場的最高點——噴泉旁邊像小山一樣的台階上,這裡是完美的拍攝點,可以看到所有人的活動。小山的背面是地下停車場的出口,也被完美地遮蔽起來。很多家長帶著孩子來活動,最受歡迎的地方就是噴泉那裡,從剛會走路的嬰兒,到高中生,甚至大人,都喜歡在水裡面的圓形汀步跳幾下,用手接噴泉裡湧出的水。

最有意思的是,水池的邊緣是斜坡狀,嬰兒沿著坡爬上爬下,一個剛會走路的嬰兒顯然在練習走路能力,一不留神,就走到了遠處,母親坐在水池邊看著,父親會跟過去,但不會把孩子抱回來,而是在一定距離外看著孩子。好的設計可以讓父母安心地看孩子玩耍。

玩水的嬰兒和孩子。(圖片來自馮婧)

我還看到在台階上健身的成人,他們似乎把這裡當成健身房。還有一對小姐妹,沿著高低起伏的軟質地面騎自行車,姐姐會停下來教妹妹;在滑板場上,大男孩教小男孩綁護膝用品。環視廣場,可以看到人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使用這個空間。這個時候,你就會相信揚的一句名言:首先我們塑造了城市,然後城市將塑造我們(first we shape the city, then they shape us)。

現在,哥本哈根的生活品質越來越高,房價也開始上漲,出現了新的大型地產開發項目。很多以前住在郊區的有錢人,開始搬到市區。當然,也會出現矛盾。這些人來到市區,也想把郊區那種私密和安靜的生活方式帶到城市。有錢居民的到來,就意味著紳士化。但是,依靠城市規劃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揚的觀點是,不能把郊區的生活方式帶到充滿活力的市區,要在市區建設更多的廉價住宅。當然,城市在不斷回應居民的需求,判斷生活品質的標準也在不斷變化。哥本哈根市政府新的規劃願景就提出,建設更多的郊野公園和安靜的小花園。

港口附近新的地產開發。(圖片來自馮婧)

蓋爾事務所的藝術總監大衛說,未來的城市要讓多樣性生長出來,不僅街道是混合的,除了汽車,還有自行車、行人和公共交通,而且現代人也是混合的,不會滿足於一輩子過同一種生活,人們喜歡去不同的地方生活,擁有各種各樣的愛好和活動,每個人都會有更多的身份和更多樣的生活。未來的城市也要滿足「混合人」的生活需求。

相比年輕人和兒童,在街上看到老人的機率並不高。其實,丹麥的老齡化問題也非常嚴重,現在的郊區住了很多老人,他們大多曾經選擇了汽車式的生活。但當老人無法開車的時候,生活就會變得困難,就被困在郊區,這是丹麥城市面臨的巨大挑戰。

為學員簽名的揚•蓋爾。(圖片來自馮婧)

前年生日時,揚•蓋爾被兒子帶著,乘坐直升機俯瞰哥本哈根,他看到了反對了一輩子的新區。他指著設計公司流行使用的效果圖說,這種堆滿人的圖片太糟糕了,現實中,人是不會這樣活動的。蒂娜認為,以前哥本哈根的城市發展,是考慮城市生活,不以交通為導向,現在開始實行圍繞地鐵的發展模式。某種程度上,哥本哈根新城的發展,就是為了發展地鐵,是為了滿足地鐵公司和開發商的投資回報。

揚也是一位普通的哥本哈根老人,他來公司都用公共交通。一天晚上吃飯時,他還在抱怨,自己想晚一點來,老人卡只有10點後才有效。揚說,我起初以一個天真的學者來做研究,當時認為其他人都是笨蛋,指出別人的錯誤很容易,但要搞清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錯誤,為什麼不能做得更好,怎樣才能做得更好,才是更有意思的事情。

Original :

http://www.storm.mg/lifestyle/22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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