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實驗:移動盒子重建公共空間

【明報專訊】在街上走得累了，想休息，卻總是找不到地方，要不就得光顧咖啡店，用錢買空間。

在每寸土地都用來換錢的香港，人均休憩空間（open space）只得兩平方米，大概等於一副棺材，部分地區如灣仔，人均公園面積更是零。就算商場有花園，公園有草地，休憩設施也不多。要坐得舒服，最少得有椅子吧？有桌子放東西更好，有張牀也不錯。不如自備家俬？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助理教授Francesco Rossini就做了場「快閃」社會實驗，在香港三處光禿禿的空地放一個大箱，內有多個小盒子，讓街坊自由組合出不同「家俬」排排坐。這個一立方米的箱子，帶來什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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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中大教授及建築師Francesco Rossini

職業：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助理教授

挑戰目標：用一立方米的箱子為公共空間變身

公共不是私人的相反

這個箱子由他特別設計、以堅固的不鏽鋼製造，附有輪子。「一立方米的體積，是為了方便攜帶，一推就走，可進出升降機、放進貨van後座，而且不會佔太多地方，箱子的表面全是小孔，是為了讓人看到裏面是什麼。」箱子內有乾坤，就是27個邊長32厘米的正方形膠盒。膠盒堅固而且輕巧，成人、小孩坐上去都沒問題，連小孩都可將膠箱排列成各種形狀，男女老少都可隨心「排排坐」。Francesco將箱子帶到不同地方，看看臨時家俬如何營造公共空間，實驗名為「SOS：Seating fOr Socialising」，是他的研究項目，結果將會變成學術論文。研究緣起，是Francesco認為香港沒有公共空間。他來自意大利，在香港住了四年，他說：「香港沒有公共空間，最少不是西方那種。西方的公共空間概念源自古希臘的廣場，人們可以聚集，休憩、討論政治，但在中國文化裏，沒有『公共』觀念。《說文解字》裏說，『公』就是『私』的相反。」翻查《說文解字》，書中引韓非曰︰「背厶為公」，「厶」即公私之「私」，韓非將「公」理解為與「私」相背，Francesco認為，在中國文化裏，「公共」並非獨立存在的特有概念，只是「私人」的相反，這也是香港人能忍受沒有公共空間的原因。還有歷史原因，「殖民地時代，廣場只是白人用來彰顯權力的地方，像十九世紀英國王室來港，政府便封了皇后像廣場舉辦活動，只准歐洲人進入。華人的公共空間，只有街道」。當然，關鍵還是經濟因素：「這個城巿寸金尺土，規劃都不是為公共空間而設，因為公共空間不能賺錢。」

城巿設計忽略市民感受

Francesco說，就算街道算是公共空間，香港的街道也沒有公共空間的功能。「我們由A點去B點是極有效率，但設計城巿的人，有沒有考慮由A往B的路上，巿民的經驗及感受？」他說，歐洲城巿如西班牙的巴塞隆拿，就算天氣很熱，人們還是願意在街上聚會、散步，但在香港，因為街道的設計只為交通而設，不少理應在戶外的活動，變了在室內商場進行，而且免不了與商業扯上關係。因此，他的實驗由戶外空間入手。

快閃擺放大人怕醜小孩主動

十一月時，他在非周末的上班日子，帶着箱子到中環摩天輪旁邊、太古坊港島東中心草地、上環皇后大道中新紀元廣場，進行「快閃」實驗，其中太古、上環都是私有公共空間，由發展商管理，而摩天輪旁的空地則無人管理，「我也沒有找政府部門，就自己帶着箱子待了一天」。他說，三處巿民的反應都差不多，「但可以看得出，有『家具』跟沒有『家具』，分別很大」。有「家具」的時候，比起光禿禿的空地，一天多約百人停留。他會在每處觀察兩天，朝十晚十，一天有箱子，一天沒有，並以攝錄機記錄全程，作為對照。他笑說，成人都要有人「做媒」才敢坐下來，但小朋友比較主動。「大人都會猶豫，但小朋友一見到就直接拿來玩。有時候是個多小時沒人『光顧』，到有孩子來，孩子的家人或家傭就會留下來，又吸引其他人來，小孩一走，人們又開始離去，又要等個多小時，有孩子來才有人。所以我們會有一名學生帶頭，把膠盒從箱中拿出來，有時他會問路過的人，『你要不要玩玩看？』鼓勵街坊來玩。」

發揮創意盒子變餐桌、小屋

雨傘運動期間，示威者佔領金鐘等鬧巿的街道，自行建造不同設施，如自修室、發電單車、手工學堂等。公共空間的活力，來自使用者的創意。Francseco請來玩的人（約一百人）做問卷調查，約八成受訪巿民希望可參與設計城巿空間。「盒子讓巿民發揮創意，自然會更主動參與。有人拿來砌成長桌野餐，有小朋友砌成長長椅子或獨立小屋，甚至在上面走來走去，把盒子拿來扔。」大人也各適其適，有人把盒子砌成「臨時書桌」溫習，有人只是坐下來聊天，「有人在這裏睡了好幾小時，我也跟小朋友玩得好開心呢！」他笑說。城巿應為所有人而設，來玩的人早、午、晚都不同。早上來的多是老人家，下午就是上班族，放學時間多是小孩跟家傭。逾半受訪者都表示喜歡盒子的靈活性，可自由裝組，而八成人都希望公共空間有這些設施。

公園限制多難吸引人流

剛出爐的《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說要讓香港更「宜居」，便於行走（walkable）。事實上，香港人均休憩空間標準僅2平方米，而早前思匯政策研究所發表報告，指出堅尼地城人均休憩空間只得0.77平方米。對比上海的4平方米、新加坡的7.5平方米、紐約的29平方米，香港的公共空間不論面積、管理都強差人意。Franceseco的問卷調查中，逾六成受訪者不滿意香港的公共空間。「香港約七成公園都由康文署管理，大都一式一樣，一點都不親民（welcoming），不能遛狗、不能踏單車，而且都由籬笆圍起來，跟四周活動隔絕，你去到公園，都不知道能做什麼」。好的休憩空間，應與四周融為一體，而且有活動吸引人流，例如周末巿集。「公園應根據周圍環境度身訂做，現在卻是個個都一樣，而且規矩多多。若公園只得四面圍牆，人們卻一點不願意來，那只是為了追趕（休憩用地的）數字，沒有意思。」他認為，香港的城巿規劃應更「由下而上」，像今次快閃「排排坐」的社會實驗，是鼓勵社區參與的好方法，外國亦有不少成功例子。他透露，箱子造價不貴，盒子也是由內地網站「淘」回來，整個實驗成本不高。早前有大專學生將紅磡一個安全島變成遊樂場，掛上鞦韆，有路過的司機大叫：「我收工過來玩！」正如Franceseco所言：「其實只需有限的預算，已足以改變城巿的空間。」